当时，印度社会事实上分化为四个阶层，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很多腐败分子之所以能够在国外有后路，一方面因为少数国家政治上与我国对抗。赵秉志教授认为：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包括反腐败追逃追赃的意义、立场与原则、工作方法、国际视野和配套措施等四个方面，并进行了论述。

张磊：《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的科学定位与贯彻执行》，《河南大学学报》，2018年2期，第45页。追逃追赃的预防与追查措施方面要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建立和完善外逃人员数据库、通过媒体爆光外逃腐败分子。[42]以国家反腐败主管机关为公告发布主体，扩大了舆论影响力，对外逃分子有极大的威慑力，推进了追逃追赃工作的进程。[11]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高压态势下，很多企图在海外逃避法律处罚的犯罪分子抛弃了侥幸心理，主动回国接受审判。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无论是在国内惩治腐败，还是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都依法办事，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党内会议强调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重要性，还利用参加外事活动的机会，作出了90余次关于国际追逃追赃的重要阐述，推动了反腐败国际合作，取得了重大外交成果。[50]中国将支持国际刑警组织每年开展3次全球联合行动。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

或物理学中的公设，比如：不可能把热量从低温物体传向高温物体而不引起其它变化，等等。我们要想对问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必须对此类概念有较为统一的、清晰的词源及词义变迁的厘定。到了宋明时代，中国有关道和理的解释有了新的发展，其中还纠结着德、礼、心等概念的辨析，影响超过了两汉的经学、魏晋玄学和南北朝隋唐的佛学：比如，北宋周敦颐（1017—1073）用《易》之阴阳、太极来解释道、理、礼、诚，提出太极而无极说、一实万分和以诚为本的天道本体论思想：诚者，圣人之本。……识物之宗，故虽不见，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

就事理和法理之间的关系而论，我们可以看到，客观的法理或法律规范规定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具有事实关联性或实然关联性（Seinsbezogenheit）。这种必然呈现方式（自然之道，或者：自然事物的必然呈现方式）以及该方式形成的诸条件结构所内嵌的根据（自然之理，或者：自然事物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均不依赖于我们对它们的认识而自在地存在，即，独立于我们的心灵，因而是客观的（自然之理也可以定义为自然事物之客观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

为了简化论述层面的复杂性，此处重点考察法理与事理之间的关系。理也可作为推断之词，如究理、正理、歪理、乖理、失理、合理、非理等。故此，在日常生活中，言理之理又可能是认识论上的一个纯粹论证主张上运用的概念——论证、评价的理据（说理根据）或理由（通常是指在描述支持讲话者主张之事实和数据时的一种逻辑诉求），它们也会被言说者滥用而成为歪理、曲理、借口的代名词。张载（1020—1077）在区分闻见之知（见闻小知）和德性之知（天德良知）的基础上，提出：循天下之理之谓道，得天下之理之谓德。

这其中的词源变迁历史漫长（包括希腊化时期的罗马拉丁语翻译，《新约》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诠释[比如，《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把基督与道/ logos等同，说耶稣道成肉身]等等），需要专门的词源学考古。沈家本在总结中国古代刑法之理时也曾说：事变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总不外‘情理二字。笔者认为，面对自古以来已经有众多先贤思考过（甚至已经提出了系统理论解释）的概念，我们先采取悬置他们各自对理的实质理论理解，而先从事情（问题）入手，再看一看何种理解进路是可欲的，或者说它对于破解理这一概念解释难题也许是有积极意义的。至明代中叶，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9）提倡致良知（一种先验的道德意识：良知者，心之本体），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建立自己的心学体系，认为天理就在人心（心之体，性也。

职是之故，现任美国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一译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学和政治学教授爱德华·L·鲁宾（Edward L. Rubin）在1996年为《法哲学与法理论指南》（A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 1996 ）所写的词条法学者（Legal scholarship）中指出：法学者把法律作为一套被人们设计为一种意义体系的规范性述说（normative statements）来加以研究。而法理（比如，人有正当防卫的权利之理）的言理既要证明法理的真（在事实诸因子结构中内嵌的客观法理），而最根本的是要证成法理之（实践）正确（英语：[practical] correctness, rightness/德语：Richtigkeit），这个被证成的（实践）正确之理的实质是正义（法的先验终极规范性原理），故此法理也可以称为正义之理（the reason of the justice），其通常用规范语句或评价语句来表达。

第四，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四因本身既不是具体的道，也不是具体的理，而是认识具体的道/理的抽象维度或角度，所有自然事物的道/理都可以从四因角度来观察或认识。进入 舒国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理 。

……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而律、令正是规定人道之理，所以律、令当中所意涵的理，可称为狭义的理，也就是义理。也就是说，人类早期的思想家似乎都认为，道/理是外在世界的一种客观存在，即，独立于心灵的实在，其构成人类认识的对象。为了说明上面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所谓法理其实是指法律规整或法律规范规定的待处理事项、尤其是事项处理的行为构成要件（或事实类型诸条件）结构和法律后果之要素结构内嵌的根据（原因性的规定根据），我们可以简约地称之为法律规范/法律规整之理。（2）说明或论证某人作出、思考或说出某事的理由或理据（说理根据）。第三，正确的方法是循理而知道，而不是相反，说得道而知理，有时候，我们掌握了某种自然/外部世界的必然呈现方式（所谓得道），但不一定就完全清楚该必然呈现方式形成的诸条件结构所内嵌的根据（原因性的规定根据），也就是说，不一定知道之理。

本体论意义上的个案纯粹事理与法理之间本质上应具有一致性：真正的客观事理也就是事情/事项之法理的子类。这个规定本身（不妨称之为规范之道）不是客观事物的必然呈现方式（自然之道）的表述，而是以命令句的形式表达的正当防卫规范（防卫之道），该规范之所以是客观正当的（有理），在于其本身具有如下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必须是客观存在的）结构所内嵌的根据（原因性的规定根据），其中包括：（1）本人或他人的生命、财产正在遭受不法侵害。

自然之道是因果必然的（必然呈现），人事之道是实践（行为规范）逻辑必然的（即，若某些条件或客观事实因子存在，人们依据逻辑则必然做出某种行为，或者：已然做出的某种行为必然逻辑地被认定[判断]是合理的。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法理显然不是自然哲学本体论上的客观事物生成、变动、完善（优化）与消亡之自然的必然呈现方式（自然之道）形成的诸条件结构所内嵌的根据（自然之理，即自然因果意义上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因为法不属于物理意义上的客观事物（实体）本身。

这一关系可以进一步展开观察：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法理必须是源于事物的本性和客观现实的（derived from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objective realities）。战国中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周（约前369—约前286/275）在《庄子·缮性》中称：道，理也。

不过，这里，行为事实诸因子结构本身（顺便说一句：事实不等于有待处理的事项/事情，但事实之诸因子结构乃构成有待处理的事项/事情的判断基础，譬如，杀人是一个事实，而杀人者要不要被判处死刑，则是有待处理的事情或事项）可能内嵌着法理（法律规范/法律规整之理），而首先可能内嵌着事理（事情处理之理），所谓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事项和事实决定着法理的本体论性质，不存在脱离事实关联性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纯粹观念性（虚构的）的法理。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这里的关键在于：理和法理是不是独立于心灵的实在（mind-independent reality）？如果它们是独立于心灵的实在， 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实在？显然，我们在这里必须要从本体论上讨论理和法理问题。

比如，古希腊的逻各斯（logos，拉丁文译作：ratio）经常被说成是宇宙秩序和人类知识的初始原则（赫拉克利特）或者贯穿宇宙并使之永存不朽的积极之理、宇宙的生成原理（斯多葛学派）。这表明，法理在根本上也是与事实相关的。

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像自然之理（自然的必然呈现方式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可以被认识、发现、言说一样，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的）法理也可以被认识、发现、或者言说。

但什么是那个作为道/理的外在世界的客观存在（如果不加分析，这个词组本身所指也是模糊的）？但对于这一点，思想者们的认识维度和角度好像是有分歧的，我们尝试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Doctrine of four causes，希腊文：α?τιον）来观察他们的认识分歧：有的从质料因来解释道/理（比如，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万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如果一定非要把正理或义理理解为真理（广义的，或者泛称的，其实用道理一词表达更好），那么它只应在似真的或适真的（being truth-apt）意义上使用，即，所谓正理/义理乃是一定的人类共同体视其为真（Das Fürwahrhalten）的道理。

从本质上说，言理应当是自然哲学本体论上的道/理的正确言说，即所言之理与客观事物生成、变动、完善（优化）与消亡的自然的必然呈现方式（道）或这种方式形成的诸条件结构所内嵌的根据（理）相符合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理与本体论意义上的理应具有同构性（同型性），或者言理应当是客观之理的映现（反映）和复写。这里的法存在之理可以理解为法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之理（法存在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或者，法本身之生成、变动、完善（优化）与消亡之道形成的诸条件结构所内嵌的根据（内在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张载提出循天下之理之谓道，得天下之理之谓德，看起来像是简略地阐释了理、道和德三者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关系，但我们就此如何知理，却不是一眼就可以看明白的。认识论上有关法理的知识、教义、原理本质上与本体论上客观法理结构具有同构性（同型性），达到学理与客观法理的完全相契合，以至于人们有时候把认识论上有关法理的学理与本体论上客观法理完全等同起来（或者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摹写或复写），并把认识论意义上的法理用作分析、论证和评价的理据（或理由），进而作为立法、司法、守法的基础，构成法律文件、司法判决书、合同书、遗嘱、公证文书等等文件制作的学理支持理由（根据）。

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约前280—前233）在解释老子《道德经》（《解老》）有关道、理时也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清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阐释曰：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显著于天下，循而得之，非若异端孤守一己之微明，离理气以为道德。

在认识论意义上，法理同样可以表现为人的言理。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说到底，法律规整或法律规范规定的（待处理）事项是人类生活或人类行为的事项，其中的道不是指自然事物的必然规律或自然之道，而是指人类生活或人类行为的事项及其处理之道，即人事之道（简称事道），广义上包含为人之道、人与人相处之道、事务存在之道、事务处理之道等等，这里面最为重要的是规范之道（即康德所讲的普遍的实践理性法则）。法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完全遵循自然科学范式和方法法则的科学，也不能说它的学科形成是一块处自然科学管制下的知识殖民地的结果。